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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服装博物馆筹建的一段往事

日期:2020-12-10 17:47 作者:立博体育

  1997年夏,宁波市文化局组织宁波服装史展览,这是配合首届宁波国际服装节活动的一场重头戏。随着10月份宁波国际服装节闭幕,这个位于药行街市群艺馆内的展览场地即将拆除。这时,鄞县和奉化服装协会的有识之士,纷纷提议宁波建立服装博物馆。

  经鄞县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与鄞县服装协会协商,决定由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该公司当即向省文物局和市政府做了汇报,得到了领导们的支持。省文物局明确要求服装馆展陈应以红帮裁缝史作为支撑。几乎同时,笔者从鄞县文管办借调到轻纺城筹建服装博物馆。后据国家文物局统计,宁波服装博物馆是全国第二家民办(非国有)博物馆。

  1997年10月8日到11月28日,宁波轻纺城实业总公司发文请示市文化局和县政府,县政府同时请示市政府,要求建立宁波服装博物馆。1998年3月3日,市府甬政发(1998)40号文:“同意市文化局筹建宁波服装博物馆的批复。”与此同时,笔者几次到鄞县服装工业公司、宁波红帮鄞县服装技术协会征求意见。其间,省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领导先后考察宁波轻纺城,鄞籍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市旅游局领导等先后来轻纺城听取筹建服装馆的建议。

  筹建服装馆从零起步,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宁波轻纺城北区,是一处千余平方米的空房,一连串的柱子隔成两大空间。工作人员开始只有笔者1人,后来陆续增加到4人。为了查找红帮裁缝的源头,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从宁波和上海的调研入手,找红帮老人、访研究人员、查档案史料、收相关遗物。

  1997年12月11日,筹建人员去茅山乡张孙漕村调查,翌日,通过线索,在宁波咸塘街孙翔云家得到了其祖父孙通钿在日本学艺时带回的一柄煨火和炭火的两用熨斗,又在县广电站一位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得到了早年在日本横滨福元罗纱店工作的胡贤齐先生保留的一块西装包裹布,这是见证张氏家族在日本经营西服业最直接、年代最久远的一件物品。在奉化江口王溆浦村,筹建人员查阅了《王氏宗谱》,细数了旧上海南京路上的6家西服名店和店主在故乡建造的一幢幢豪宅。然后,赴上海走访“荣昌祥”经理王才运长子王嘉振,在他的回忆中,了解到这家名店的成长过程。接着又奔赴上海市档案馆,查找旧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档案。

  1998年元旦,我们又在宁波市工艺美术厂厂长冯一清的引荐下,从他的嫂子彭秀英家里得到了一台我国最早引进的美国胜家牌缝纫机机头,这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成了服装馆第一件展品。不久,通过镇海电厂退休员工王如璯介绍,在上海找到了他的师兄胡沛天捐赠的1933年《西服裁剪指南》,找到了该书作者顾天云在上海开设宏泰洋服店的旧址。过了几天,胡沛天又来信,说打听到一面“西装专家”着衣镜的下落。第二天,笔者在上海海运服装厂找到了这面用黄菊木做支架、依衣纵轴360旋转的着衣镜,镜背面写着“王兴昌”三字,这面着衣镜第二天清晨就被运回馆里。

  短短半月,内查外调收获颇丰,尤其是一叠叠白纸黑字红章的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史料切实可信。由此,马上整理了1950年“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上海档案馆,起初规定案卷不许复印,只准抄写,我们只得老实照办。中午,馆方休息2小时,我们分秒必争,继续工作,午间用面包、矿泉水充饥。一天抄下来,手臂酸痛难忍,但是看到这么详尽的资料,顿感欣喜无比。

  1998年3月25日,我随时任鄞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佩、轻纺城管理处负责人一起赴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服装馆筹建情况,并拜访了红都服装店经理、奉化人余元芳、陈志康和雷蒙服装店经理、鄞县人楼景康等。他们带我们走进钓鱼台国宾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红帮裁缝在京史料获重大突破,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办馆的信念和方向。

  我们又马不停蹄到天津拜访了冯骥才先生和王庆和、翁润麟等红帮技师,访问了天津收藏古代服饰和熨斗的两位藏家何志华、张世铎。

  4月11日,市文化局下发(1998)51号文:“关于成立宁波服装博物馆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笔者再次赴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市民公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刊》等印证红帮裁缝的重要史料。1998年5月,宁波轻纺城召开了陈列大纲论证会。多位国内著名专家与上海、杭州、宁波等多位行家与会,纷纷献计献策。会后,筹建小组颇费周章,赶到位于上海的服装设计师戴永甫家,征集宝贵的D式裁剪资料。

  从1997年冬至1998年春夏,筹建人员又想方设法在宁海、慈溪、镇海、北仑、奉化、鄞县等地搜集展品,又在县妇联的帮助下得到了纺纱车、缝纫机、烙铁熨斗、织布机、民国服装等,不仅填补了展品的空白,而且丰富了种类和产地,还同时梳理了“三百把剪刀”、新四军被服厂、上海裁缝学校、红帮创业史上的重要节点等。

  为了节省投资,又尽快开馆,宁波轻纺城自己设计展厅,自行组织工程队,采购物资,请来工匠装修。请宁波画家毛国富现场绘制宁波从河姆渡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服装演变壁画,别出心裁刻画了116个身着不同衣裳的人物,概括了数千年来宁波服装的演变。请市越剧团鲍茂功绘制四幅历史场景背景画,请市展览馆高鸿创作“五个第一”组画,请县越剧团美工盛元龙构思红帮裁缝创业史上的国画,让这些艺术品衬托展厅,提升视觉效果。

  1998年8月26日,《鄞县日报》率先用整版报道:“宁波,诞生国内首家服装博物馆”,接着又刊登了《顾天云和他的西服裁剪指南》《津门红都传人王庆和》《红帮裁缝的一曲爱国颂歌》《红帮裁缝的不朽贡献》等文章,《宁波日报》《浙江日报》也纷纷报道,形成舆论效应。

  当年10月,第二届宁波国际服装节开幕,服装馆邀请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领导、省市文化(文物)部门领导及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的10多位红帮技师,在宁波轻纺城宽阔的北区通道上举行开馆仪式。

  在参观基本陈列的同时,大家又看到了天津市两位收藏家的古典服饰和熨斗展览,让观众大饱眼福。原本宁波轻纺城北区不大热闹的地块川流不息,凝聚了人气。同时,一场以歌颂红帮裁缝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晚会拉开帷幕。不少布景、道具、服装,借用并吸收了我们的陈列基调。这一年服装节闭幕时,服装馆被市政府评为先进集体。宁波服装博物馆开馆,成为这一年中国服装界的十大新闻之一,也让“红帮裁缝”这一原本有争议的名称有了定论。

  接着,我们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奔赴哈尔滨、长春、沈阳和京津地区,不遗余力,不断充实红帮发展史,也不断在报刊和荧屏上推出最新发现的动态。

  到千百里外调查,人生地不熟,不能只凭一封服装馆的介绍信。怎么办?一是求助宁波经济促进会,由他们联系天津、武汉等地的分会,使我们去调查时有人陪同介绍;二是依靠省文物局的帮助,他们一个个电话沟通,使我们顺利通过文物部门,边向省博物馆借到三件清代戎装,边去了东三省、山东和青岛、苏州等城市,获得了充满深情的文字与口述资料。

  东三省,我们先去了哈尔滨,当年红帮先辈,大都经哈尔滨再去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远东城市,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红帮裁缝陆续经绥芬河回国,到开埠城市开拓市场。那次,我们找到10多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红帮裁缝陈顺来、陈宗瑜、陈祥华、沈仁有、杨和庆等,带来了缝纫机、熨斗、剪刀、顶针等裁缝工具,又在该市档案馆找到了1911年鄞县人殷伦珠在中央大街开设协兴洋服店的资料。

  红帮师傅们在道里、道外、南岗等地开办服装店,有瑞泰、亨利、利泰、兴记等,敢与外国裁缝叫板。在哈尔滨,裁缝劳模、走马塘人陈业生家里,笔者问陈老,家里有没有见证历史的裁缝工具,他马上爽快讲:“有一台缝纫机。”我们立刻起身,看到了放在隔壁的早期进口缝纫机。仔细看来,它面板厚实,机头稍大。又得知这台机子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缝制过军被服,仿佛听到那个年月红帮裁缝们日日夜夜赶制军被服的机器声。大家喜出望外,立刻想办法托运到宁波。

  离开哈尔滨,我们南下顺路去长春市档案馆,了解了该市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洋服业概况,看到了姜山人陈清瑞兄弟三人开设的长春第一家洋服店“瑞记呢绒洋服店”。对于“瑞记”的信息,是之前得到的。因为“瑞记”的主人是姜山人、县工艺美术家陈文蔚介绍的,在宁波尚书街找到了他的堂兄弟陈绍辉,听到了陈清瑞、陈清裕、陈清标到长春创业的由来,这无疑有力地充实了馆藏,使红帮创业史越来越详尽,红帮裁缝形象越来越丰满。

  不久,按热心人来信指点,我们又几次去上海,找到了下应江陆人、已故裁缝状元陆成法的女儿和开办裁缝训练班40年、祖籍白岳四明山村的谢兆甫妻子捐赠的《谢兆甫裁缝技师传授所资料汇编》等。

  在旧城改造中的上海,我们打听到卖老物件的马路市场。于是凌晨3时赶到马路边的地摊上,方滨路、淮海路、西藏路、东台路等,大家带着手电筒、腰包和蛇皮袋,一次又一次讨价还价,廉价买来必不可少的夜壶熨斗、裁剪弯尺、喷水壶和旧衣服等,无不怡然满足。我们将这些沾满灰尘的杂物,小心翼翼地用旧报纸包好,再一件件打包,一次次乘大巴车,放在车底层,或用拉杆箱随身携带,小件行李如书籍等托邮局寄来。这个办法既快又省,大大充实了馆藏,解决了陈列中的一个个难题。

  经冬历夏,不期而遇,不管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我们住小旅社、吃快餐、坐公交车,早出晚归,日以继夜,汗水泪水交织,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

  我们根据1950年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名册,清点了宁波籍420家会员,其中鄞县136家、奉化106家、宁波市121家,还有镇海、定海、余姚、慈溪共57家。又在《上海和横滨》《上海总商会月报》《横滨华侨商店之调查》等著作中得知,在日本开设“同义昌”“公兴昌”洋服店的茅山孙张漕人张有舜、张有福等人的信息。

  2003年,笔者汇总了80篇文章,主编了《创业者的足迹》,与宁波服装学院季学源教授合编了《红帮服装史》。概括了上海在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的地位:红帮裁缝成名地,南来北往大本营,中外服装交汇源,驰骋商海弄潮处。也提炼了红帮裁缝发展史上的二十世纪前后的学艺成名期,三四十年代的四方传播期,五六十年代的隐身蛰伏期,八十年代以后的再度奉献期,漫溢着浓浓的自豪,为日后服装馆从宁波轻纺城迁址宁波月湖景区宝奎巷,提供了初期研究成果和本帮、红帮、白帮的宁波裁缝文化形象。

  回眸短短两三年的工作,经初步梳理,有8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鄞县茅山孙张漕张氏到日本横滨开设西服店的史料,证实该村是红帮的一个起源地;二是发现1948年由宁波红帮为主组建的上海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创办的西服工艺职业学校;三是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宁波人在上海开办的20多家纺织厂及使用的注册商标;四是发现红帮先辈在东南亚留下的足迹;五是发现了红帮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如上海益友社、华商被服厂和宁波新四军被服厂;六是发现了国内外第一个用函数关系计算袖系增值理论的红帮裁缝;七是发现中国早期的燕尾服出自红帮裁缝之手;八是发现了国内第一本为中央领导制装的记录本。点点滴滴充分肯定了上海红帮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变革中的窗口作用及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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